72年修水库，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为了给我送饭，摔伤了脚

在苏婉清孙子的婚礼上，我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把一个房本和一把车钥匙，轻轻推到了那对新人面前。司仪当场就懵了，话筒拿在手里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新郎新娘更是手足无措，脸涨得通红，连连摆手说：“石伯伯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要，万万不能要！”

我的儿子儿媳也急了，在底下拼命拉我的衣角，压着嗓子说：“爸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礼也太重了！”

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稍安勿躁。我拿起话筒，看着台下一张张惊愕的脸，声音有些发沉，但很稳：“孩子们，收下吧。这点东西，跟我石卫东欠你们奶奶的相比，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五十年前，要不是她那一碗饭，一个崴了的脚脖子，这世上，早就没有我石卫东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人的目光都“刷”地一下，聚焦到了坐在主桌，那个头发花白、腿脚有些不便的清瘦老人——苏婉清身上。而这一切，都要从1972年，那个尘土飞扬的冬天说起。

那年我刚满十八，是个热血上头、浑身使不完劲儿的愣头青。响应号召，我们整个公社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几十里外的卧龙山，修水库。那是个苦差事，天不亮就得上工，天黑透了才收工。住的是临时搭的工棚，四面漏风。吃的更是差，一天三顿高粱米饭配一勺盐水煮白菜，清汤寡水，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。

年轻人正是长身体、能吃的时候，那点伙食根本不够填肚子的。每天累得像条死狗，晚上躺在通铺上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听着周围一片磨牙和说梦话的声音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想吃一顿饱饭，最好是白面馒头，哪怕是粗粮做的窝窝头也行。

工地上干活的人，成分复杂。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，自然是主力军，干活最卖力，口号也喊得最响。而另一拨人，就是像苏婉清那样的，被划为“成分不好”的，专门负责一些最脏最累的杂活，列如清理厕所、挑运土方。

苏婉清那时候也就三十出头，但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许多。她总是低着头，沉默寡言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头发也总是乱糟糟的。听说她家以前是地主，她父亲还是个读过书的“臭老九”，早些年就被批斗死了。她丈夫受不了牵连，跟她划清界限离了婚，就剩她一个人带着个几岁的儿子，日子过得针扎一样。

在那个年代，“成分”就像一个烙印，死死地刻在人身上。我们这些热血青年，被教育得要“阶级立场坚定”，见了他们这种人，都恨不得绕道走，生怕沾上一点“不清白”。工地上，大家都不跟她说话，领头的马刚队长更是把她当成了反面教材，动不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呵斥她“思想落后”、“改造不积极”。她从不辩解，只是默默地把头埋得更低。

可我总觉得，她和别人嘴里说的“坏分子”不太一样。她的眼睛很干净，像一潭秋水，虽然总是躲闪着，但偶尔抬眼的一瞬间，你能看到一种不属于这里的温柔和澄澈。她干活很仔细，哪怕是打扫我们那臭气熏天的工棚厕所，也弄得比别处干净。只是，没人会夸她，只会觉得这是她“赎罪”该做的。

那天，改变了我一生的事情发生了。前一天晚上，由于一件小事，我跟隔壁村的二愣子打了一架。马刚队长为了“严肃纪律”，罚我们俩不准吃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，还要做双倍的工。

那滋味，真是生不如死。本来就饿，再扛着一天一夜不吃饭，还得在寒风里挖土方，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在了一起，眼前直冒金星。到了第二天晌午，别人都去食堂吃饭了，工地上只剩下我和二愣子，还有零星几个像苏婉清一样干杂活的人。

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感觉连呼吸都费劲。胃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，火辣辣地疼。我当时就想，怕不是要死在这卧龙山了。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小伙子……你……你把这个吃了吧。”

我费力地睁开眼，看到苏婉清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捧着用一块蓝布手帕包着的东西，手帕上还带着补丁。她满脸都是紧张和不安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

我愣住了。那年月，谁家的粮食不是命根子？更何况是她这种连生存都艰难的人。她打开手帕，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玉米面窝窝头，和一个咸鸭蛋。那金黄的窝窝头，在我眼里简直比金元宝还晃眼。

我本能地想拒绝。跟一个“成分不好”的人扯上关系，要是被马队长看见，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可肚子的“咕咕”声和那窝窝头的香气，却在疯狂地摧毁我的理智。

“婶子……我……我不能要。”我挣扎着说，声音干涩。

“快吃吧，孩子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恳求，“我看你脸色发白，再不吃东西要出事的。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，当妈的看不了这个。”她把东西硬塞到我手里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，“还有点热水，喝口暖暖身子。”

那一刻，我所有的防备和所谓的“阶级立场”都崩溃了。我抓起窝窝头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。那窝窝头虽然剌嗓子，但在我吃来，却是天底下最香甜的美味。那个咸鸭蛋，我甚至舍不得一口吃完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咂摸着滋味。

苏婉清看着我吃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极淡的微笑，像冬日里微弱的阳光。她没再多说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巨大的震撼。在这个人人自危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疯狂年代，竟然还有一个“坏人”，愿意冒着风险，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

这份恩情，我还没来得及消化，灾难就来了。

从工地回她住的那个破败牛棚，要经过一段陡峭泥泞的下坡路。前几天刚下了雪，路面结了薄冰，又滑又难走。她给我送完饭，急着赶回去，可能也是怕被人看见。就在那段下坡路上，她脚下一滑，我只听到一声短促的惊呼，她整个人就滚了下去。

我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扔下还没喝完的水壶就冲了过去。我跑到坡下，看到她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抱着自己的右脚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嘴唇都咬白了。

“婶子！婶子你怎么样？”我慌了神，蹲下去想扶她。

她的右脚踝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，迅速地肿了起来，像个紫色的馒头。她疼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眼睛里全是泪水，但更多的是惊恐。她指了指工地的方向，意思是让我赶紧走，别管她。

我知道她在怕什么。如果我跟她一起出现，被人看到，我就彻底说不清了。在那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，接受一个“坏分子”的食物，还跟她搅在一起，我的下场可能比她还惨。

那一瞬间，我犹豫了。真的，我承认我害怕了。马刚队长那张铁青的脸，工友们鄙夷的眼神，还有可能被送回去接受“再教育”的恐惧……这些东西像无数只手，死死地拽住我的脚。

可我一低头，就看到了她那张因剧痛而扭曲的脸，还有她怀里紧紧护着的一个空了的饭盒——那是她儿子的，她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给了我。我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
“人不能当畜生！”我心里对自己吼了一声。我石卫东要是就这么走了，我一辈子都瞧不起自己！

我一咬牙，脱下自己身上那件还算厚实的棉袄，披在她身上。然后背起她，一步一步往山上的医务室挪。她很瘦，但对于一个饿了一天一夜的半大小子来说，依然重如泰山。那段上坡路，我走得比红军长征还艰难。每一步，脚下的冰都咯吱作响，我的腿肚子直打颤，汗水混着泪水，糊了我一脸。

我背着她出目前医务室门口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马刚队长正好也在，他一看这情景，脸立刻就黑了下来，指着我吼道：“石卫东！你干什么！你竟然跟这种人混在一起！”

我把苏婉清轻轻放下，抹了把脸，梗着脖子说：“马队长，她为了给我送饭，摔断了脚！不管她是什么成分，她目前是伤员！”

“给你送饭？”马刚冷笑一声，“她一个地主婆，能安什么好心？我看就是想腐蚀我们革命队伍的青年！石卫东，你立场太不坚定了！这件事，要严肃处理！”

后面的事情，我记不太清了。我被关了禁闭，写了几万字的检讨，每天都要在全体社员面前“深刻反省”。而苏婉清，她的脚踝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规治疗，只是被卫生员用草药糊弄了一下，落下了终身的残疾。她走路开始一瘸一拐，那条本就难走的人生路，对她来说，更加崎岖了。

水库修完后，我回了村。那件事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“污点”，有好几年都抬不起头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一点都不后悔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晌午，那个金黄的窝窝头，和那个女人干净又带着惊恐的眼神。我欠她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

后来，时代变了。我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南下打工，吃尽了苦头，也抓住了机遇，办起了自己的小工厂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我成了村里第一个“万元户”，后来又成了市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。我把父母接到城里，娶妻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。

但我心里，始终有块地方是空的。那个瘸着腿的、清瘦的背影，像一根针，时常会扎我一下。

我托人打听过苏婉清的消息。听说她儿子苏建华很有出息，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。她就跟着儿子，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。我曾几次想去看看她，但又怕自己的出现会勾起那些不好的回忆，让她难堪。那份沉甸甸的恩情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偿还。直接给钱？我觉得那是对她那份纯粹善意的侮辱。

直到去年，我从老乡口中得知，苏婉清的孙子要结婚了，但女方家要求在城里有套婚房，这可愁坏了当了一辈子老师、清贫正直的苏建华。我一听，心里豁然开朗。我知道，我报恩的机会来了。

我没有直接联系他们，而是悄悄地以一个远方亲戚的名义，用全款在他们儿子工作单位附近，买下了一套三居室，又配了一辆代步车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直接给，他们家那样的风骨，是绝对不会要的。只有在婚礼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用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送出去，他们才可能收下。我是在报恩，不是在施舍。

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
在我讲完那段往事后，整个婚宴大厅鸦雀无声。许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脸上都是无法理解的表情。他们无法想象，一个窝窝头、一个咸鸭蛋，在五十年前，意味着什么。

苏婉清在儿子苏建华的搀扶下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她的眼眶红了，浑浊的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。她瘸着腿，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。

她走到我面前，没有去碰那个房本，而是伸出干枯的手，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就像当年看着我狼吞虎咽时一样。她的嘴唇翕动着，带着浓重的乡音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卫东……你……你是个好孩子……婶子没白疼你……”

我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在商场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那一刻，眼泪“刷”地就下来了，再也控制不住。我握住她冰凉的手，哽咽着说：“婶子，是我该谢谢您。要不是您，我早就饿死在卧龙山了。您那一脚，是我欠了您半辈子的债啊！”

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的儿子儿媳，也终于清楚了什么，眼圈都红了。

那一天，我心里的那块空了五十年的地方，终于被填满了。我给的不是一套房子，一辆车，我是在努力偿还半个世纪前，在一个最坏的年代里，我所收获到的，最纯粹、最宝贵的人性光辉。

人这一辈子，会遇到许多人。锦上添花的不少，雪中送炭的难求。有的人，你一辈子都得记着，记着他在你快要冻死的时候，给你披过一件衣；记着他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分给你半个馍。这份恩情，比金子还贵重。你们说，对吗？